9月29日晚，第十四届雅典民主论坛开幕辩论在雅典科学院（Academy of Athens）举行，雅典科学院院长尼基弗罗斯·迪亚曼多罗斯（Nikiforos Diamandouros）出席并致开幕词。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应邀作为辩论嘉宾出席，与欧美前政要、主流媒体负责人、西方民主研究领域资深人士同台论道，围绕“民主的身份危机”（Democracy’s Identity Crisis）这一主题展开深度探讨与辩论。

  西式民主诞生于特定历史时期，其制度在亟须快速应变的当今世界日益显现出结构僵化的弊端。面对人工智能迭代加速、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冲击，民主制度往往被动应对有余、前瞻布局不足、行动乏力。论坛主办方聚焦当前西式民主的时代困境，特别设计了“民主制度是否仍然适用于应对当前的挑战”（Is democracy still fit to address our current challenges?）这一辩题，辩论嘉宾分为正方和反方。

  正方的核心观点是：自由民主制度遇到许多挑战，但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作为反方代表之一，张维为教授的立论是：现行的西方民主制度，除非进行实质性改革，否则将一路走衰，最终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首先，他从中国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说起，指出从中国视角来看，西方民主制度的深层危机是其“脱离人民”。对内，它脱离本国人民，无法回应西方多数民众的实际诉求。美国民主更是成了“1%的有，1%的治，1%的享”，多项民调表明，70%左右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不再是世界的榜样。对外，它脱离世界人民，西方以“推广民主”为名，推动“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造成了许多人道主义灾难。其次，他指出西方民主模式的困境是程序僵化、改革推进困难，建议西方参考中国人“以道驭术”的改革观。首先确立民主之“道”，即明确民主的目标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良政善治，进而在“道”的引领下对作为“术”的程序民主开展改革。最后，他借用中国“标本兼治”的哲学观，建议西方对现有民主制度的改革，不能仅限于治标，而是要治本，特别是有效阻止资本力量对政治制度的“俘获”。他呼吁，尽早以“良政还是劣政”范式取代早已过时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这才是人间正道，对西方民主制度实现与时俱进的改革也有益处。

雅典民主论坛开幕辩论在雅典科学院举行

  针对正方“以人民为中心，究竟是指人民福祉，还是人民权利？”的提问，张维为教授表示，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判断自己的政府是否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良政善治。世界上也有许多高质量的民调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政治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民本主义底蕴。政治制度要聚焦于物质和非物质层面的民生改善，使人民有真正的获得感。

  关于政治领导人的选拔问题，张维为谈到，中国的经验是，政治领导人的产生不能只看竞选表现，更要看其是否经过长期实践历练，是否具有处理复杂事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国领导干部的选拔，通常需要干部经过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和不同工作岗位的历练，之后才可以承担更重要的治理责任。这一点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改革应该有启发。

  关于个人自由的保护问题，张维为表示，自由是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所有民主法治国家都依法保护个人自由，但不应把个人自由与公共责任相割裂，自由与责任之间要取得一种平衡。如果只讲自由，不讲责任，那么一个现代社会将无法正常运作。

张维为教授在辩论中阐释中国古训“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参加辩论的嘉宾还有立陶宛前总统达利娅·格里包斯凯特（Dalia Grybauskaitė）、美国希腊学院院长爱德华·温根巴赫（Edward Wingenbach）、《多伦多星报》总编辑妮可·麦金泰尔（Nicole MacIntyre），以及麦凯恩研究所全球民主项目原高级主任劳拉·桑顿（Laura Thornton）、国际青年智库青年研究员温卡·阿丁达（Vinkha Adinda）等。整场辩论由《纽约时报》国际公共事务主管斯蒂芬·邓巴-约翰逊（Stephen Dunbar-Johnson）主持。

  辩论结束后，张维为与在场的《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等嘉宾亲切交谈，并接受了希腊《雅典之声》资深记者卢卡斯·维利达基斯（Lucas Velidakis）关于中西方民主制度比较、中国发展模式、中欧关系、两岸关系等问题的专访。

张维为与托马斯·弗里德曼亲切交谈

张维为接受卢卡斯·维利达基斯的专访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戴维来教授、博士生史皓天参加了上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