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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次和大家回忆了我2011年2月4日在荷兰参议院做的一个演讲，然后我又给大家介绍美国乔治敦大学库普乾教授的演讲。他那天演讲中的一个重点是从一个美国学者的角度看美国与欧洲面临的共同的挑战，以及不同的挑战，我觉得他的分析对我们今天了解西方国家的两大板块，美国和欧洲，或者叫跨大西洋关系也有帮助。

我这里也给大家概括地介绍一下。库普乾说，他说美国内部正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前所未闻的政治极化，而欧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欧盟一体化遭受重挫，各国都在强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把这个情况称为“欧盟重新国家化”的过程，他认为这两大问题的原因有共同之处：首先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让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国家的国民，感到自己对自己国家命运失去了控制；过多的移民让许多人对所谓“开放社会”“开放边界”感到不适应，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使民众的切身利益深受损害，年轻人的感觉是他们未来的生活将不如他们的父辈，同样，年长者也认为自己的下一代生活的质量将低于自己。库普乾认为，这一切都在制造一种内心不满的愤愤不平的政治。但它在大西洋两岸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他说，在美国，我们正遭受棘手的政治两极分化之苦，这种两极分化，导致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政策，甚至连最低公约数意义上的政策也产生不了。

而欧洲的问题是欧盟各个成员国内部都产生了更多的政治势力。但在欧盟层面，情况正好相反。库普乾教授说，我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欧洲乐观主义者，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但我现在很担心，我经常来欧洲，大概每两三个月来一次。在过去的三、四、五年里，每当我来到欧洲，我回国时都会更加担心，因为我觉得政治正变得越来越本国化，而非欧洲化。我在欧洲也看不到真正的领导人，欧洲的主流的政治叙事要么是反欧洲一体化，要么就是对欧洲一体化保持沉默。他说，我记得几年前欧洲议会选举，大家都在讨论欧洲的共同未来，但今天很少有人谈这个问题了。但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美国内部两极分化，美国政治几乎到了瘫痪的地步，欧洲则全面内转，用中国今天的网络语言，就是全面“内卷”，大家普遍不再强调欧洲一体化，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今天比1950年代开始一体化进程以来最脆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他接着谈到了美国国内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他认为美国民主党历来有理想主义的传统，共和党有现实主义的传统，但这两种传统的界限现在变得模糊起来了。这里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点背景知识，介绍一点西方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这对我们了解美国两党今天对待中俄的态度也会有点帮助。在如何定位中国与俄罗斯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是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一般认为，民主党更有所谓“理想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一些国际关系理念为基础的，也称威尔逊主义。理想主义宣扬所谓的民主、人权、民族自决、国际关系的道德化，这些年西方提出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也是这种传统的延伸。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信心爆棚，理想主义盛行，前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莱特就是推行“人权高于主权”和在民族自决名义下推动北约东扩的急先锋。美国和欧洲近20年的理想主义外交和安全实践最终导致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现实主义的传统历史更长，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和17世纪的霍布斯是现实主义的先驱。现在美国两位仍然健在的现实主义理论权威，一位是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的特点是不太注重道德、公义那些“虚”的东西，强调国家利益和生存意志起决定性作用。国家的权力意志是个人的权力意志的扩大，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行为者，主权国家必然追求最大利益，因此国际关系在本质上是权力的斗争与平衡，国际关系只能以权力和利益为轴心。另一位是基辛格，他与米尔斯海默不完全一样，基辛格主张大国均衡，米尔斯海默主张大国霸权，所以米尔斯海默把自己的理论起名为进攻现实主义，表明它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别。

美国理想主义认定俄罗斯和中国本质上都是邪恶的；而现实主义认定只有拉拢俄罗斯打倒中国，或者拉拢中国打倒俄罗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民主党主要奉行理想主义，共和党主要奉行现实主义。而两党都是从美国利益出发。在美国两党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美国共和党要“通俄”，他们在政治上会遭到谴责，在舆论上将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在共和党想联俄反中也不现实，中国俄罗斯都不傻，都是大政治家治国，远比美国政客更有战略眼光。而民主党现在的做法是同时反对中国和俄罗斯，但美国早就没有这样的实力了。

库普乾教授2011年的判断是美国即将进入“战略紧缩时期”。也就是说，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美国政治人物普遍认为美国应该减轻其在世界上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面临着巨大的赤字，而降低赤字意味着削减所有的预算。美国面临着更多的压力，要求它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让军队回国。美国在海外的参与是以牺牲国内的自由和繁荣为代价的。库普乾还引用了民调，最新的民调表明有49%的美国人对此表示同意这样的观点，即美国是否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花更多的时间关注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其他人的问题。在此之前，最高的“是”的回答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32%--这是对越南战争的强烈反对。49%意味着美国公众支持美国转向国内，解决国内问题的比率大幅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公众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回应，再加上赤字，许多美国人认为赤字已经失控。库普乾接着说，这一切都意味着，欧洲将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欧洲需要采取措施扭转正在发生的重新国有化的倾向。

西方国家仍然是全球变革时期的一个关键支柱，也是因为如果你简单地看一下规模经济，单个欧洲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无足轻重，荷兰，更不用说较小的欧洲国家，甚至是德国、法国、英国，都太小了，不足以成为全球参与者。只有欧洲以一种声音声音说话，只有欧洲汇集其力量时，它才能成为一个全球参与者，并能够帮助美国把我们从今天生活的世界带到几十年后我们将成为的世界。作者接着说，随着美国更多地关注国内政治，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欧洲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在安全、外交和国防等方面。库普乾说，如果德国人不打算这么做，那么像荷兰这样的小国也应该努力去填补这一空白，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也没有欧洲的接入，全球政治可能会进入更加动荡的时期。由此可见，尽管库普乾教授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知识比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要多一些，但他骨子里还是要极力维护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巩固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如果美国力不从心，欧洲就要自强。这种骨子里的西方心态在西方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中都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