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甘文锋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博士生

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副主席

理解香港特区的一国两制实践，常陷入两种对立诠释：一种认为回归以来的制度调适是“两制被侵蚀”；另一种则视之为中央对既定方针的“收紧”。这两种观点皆忽略历史脉络，也无法解释为何中央反复强调一国两制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好制度。要掌握其生命力，宜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切入，而非仅套用西方话语框架。

复旦大学陈明明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在外部危机与追赶现代化压力下，以政党为核心、组织与架构高度契合的过程，此体制赋予内地强大战略定力。当我们将视线移至香港，一国两制并非国家体制的孤立例外，而是国家整合逻辑在高度异质空间中的创造延伸。回归近30年，其核心密码在于以内地制度稳定为底气，透过对香港特殊价值的“功能嵌入”，因应内外环境变化展现“整合弹性”。

“功能嵌入”：整合不等于同化

现代国家治理从不意味强行同质化，而是在稳固体制内核的前提下吸纳异质元素，使之服务国家大局。“功能嵌入”的精义正在于此。中央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大国当中，保留香港资本主义制度、普通法体系及多元生活方式，前提正是国家主体拥有充分制度自信与战略韧性。

在这格局下，中央从未对港采取简单同化思维，而是精准的“功能嵌入”——让香港延续普通法传统、自由营商环境与国际化网络，承担国家急需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与创科角色。例如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其资金池与结算系统直接服务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里，香港专业服务与国际仲裁功能，亦为区域一体化提供制度接口。社会毋须改造为内地模式，只要功能上对接国家战略，便能在“一国”体系中释放红利。这种和而不同的设计，正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开放性的极致体现。

当然，制度安排不可能一成不变。回归以来，中央对港政策的深化与调整，本质上是因应环境变迁的“整合弹性”展现：在守护“一国”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治理策略与互动方式实行动态重构。

“整合弹性”：从浅层对接到系统性筑牢

回顾回归初期10多年，两地互动集中于经贸与民生。从签署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到开通“个人游”，中央策略侧重于经济层面的功能嵌入，政治层面保持克制。当时的治理假设，是经济融合会自然带动政治认同。

惟全球化下身份认同日趋多元，加上香港社会长期存在之本土论述对国家形象的偏颇呈现，及教育体系里缺失历史与国民教育，使经济利益未能有效转化为政治向心力。2014年违法“占中”与2019年修例风波，暴露了浅层嵌入的脆弱：在外部势力干预与内部激进力量合流下，单纯的经济纽带难以抵御冲击；国安一旦出现漏洞，繁荣稳定也难维系。

面对重大挑战，中央展现非凡政治定力与“整合弹性”。从颁布《港区国安法》、完善选制、贯彻爱国者治港，到特区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这些举措并非如部分舆论所称的“否定两制”，而是在保持香港资本主义本质不变之前提下，对“功能嵌入”开展系统升级。

其一，扩展领域：从以往偏重经贸互利，扩展至政治忠诚与国安，将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确立为香港宪制责任。其二，转换主体：透过重塑管治架构，确保管治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推动治港团队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对接国家五年规划及大湾区建设，例如北都发展策略便体现了与深圳协同的积极布局。其三，健全机制：以法治化方式，将宪法与基本法确立的秩序落实为本地长效规则，消除体制内外灰色地带。

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利

中央近年对港治理的演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下的必然调适。这既守住了国家统一与安全底线，也为一国两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开辟更稳健实践空间。对今日香港而言，深刻理解这套整合逻辑，尤为关键。

当前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转型期，我们既不能被外部杂音干扰，也不能静止地看待“两制”。唯有明白香港是国家整体治理与全球战略的重要支点，自觉维护国安这个稳定内核，并充分发挥普通法、国际接轨、专业服务等独特优势，香港方能在融入国家大局中创造不可替代的价值。唯有如此，一国两制方能行稳致远、续写新篇章。

本文转载自香港《明报》 （2026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