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博弈过程中，我们务必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中国不信邪，以斗争求团结。”
“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短暂的间歇期，美国要调整它的策略，我们要做新的准备。”
“现在的世界格局已经从‘一超多强’变成了‘多超多强’，还是说只是以中美为主导的‘二超多强’呢？”
1月11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88集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对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走向进行了解读。以下为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字稿。
张维为：
一方宣布当选总统，另一方宣布选举有作弊，不予承认，是第三世界国家所谓的民主制度经常出现的问题。西方国家在面对这种问题时，一般的做法都是立即派遣自己的观察员去这些国家调查真相。然而这种情况这次竟然出现在美国这个所谓的“民主灯塔国”，所以西方国家继续着他们擅长的双重标准，不但没有派遣观察员，而是纷纷承认拜登当选。这么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许多盟友早就被特朗普变幻莫测的“熊孩子式”外交风格搞得叫苦连天，都期盼他早点下台，因此西方国家几乎都在第一时间祝贺拜登当选。不久前，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也给拜登发了贺电，我想这封贺电恐怕是拜登非常期盼的贺电之一。虽然拜登还没有正式上任，但美国的媒体猜测，拜登可能迫于民主党内外的压力，继续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
当外界纷纷猜测拜登将制定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时，他本人在当地时间12月2日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透露了涉及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他认为最好的对华战略是团结盟友一起对付中国。他说：“在我总统任期的头几个星期里，我将努力让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回到同一条战线上，这将是我的首要任务。”他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布林肯也说：“我们无法单独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我们需要和其它国家合作，我们需要它们的合作，我们需要它们的伙伴关系。”
第二点是关于中美贸易战的。拜登说，他希望上台后先对美国与中国签订的现有协议进行一个全面审查，然后与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传统盟友进行磋商，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制定一项连贯的战略。”他说：“我不会立即采取任何行动，对关税也是一样的，我不会采取带偏见的行动。”他的目标是推行能够切实遏止某些所谓“中国行为”的措施。他所说的“行为”包括知识产权、倾销产品、非法补贴、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等。
第三，他说：“为了更好地与中国竞争，我们需要一种杠杆，这种杠杆需要我们形成跨党派的共识，来推动某种美国过去采用过的产业政策，也就是由政府牵头的大规模研发、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而不只是在那里抱怨中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是公开主张采取产业政策的，这与我们国内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张截然不同。
另外，拜登本人以及他团队的核心人员最近也在不同场合谈论过拜登可能采取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他们的想法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这么几点：
一，先内政后外交。拜登上台后，首先要关注国内的很多问题，包括疫情防控，经济恢复等。
二，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要回到世界卫生组织、巴黎气侯协定、伊核协定等。
三，美国要恢复与盟友的关系。为了对付中国，美国将加强与传统盟友的合作，会特别注重在意识形态和高科技领域和中国竞争。
四，中美关系将以竞争为主，但也会有部分领域的合作。美国会与中国对话，包括重建双边对话机制。在气侯变化、疫情防控等方面中美是有一些合作空间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坎贝尔是这么描述的：未来两国主旋律会是竞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将两国竞争维持在稳定的状态下进行。
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究竟何去何从，现在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我想我们不妨再等一等，到拜登和他的团队真正进入工作状态后再来详细地讨论。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也许可以讨论一下我个人认为比较确定的东西。具体讲，我认为拜登今天面临着三个挑战，或者我想形容一下，就是“三座大山”：一是国内不团结，二是盟友不听话，三是中国不信邪。下面我来分别和大家探讨一下。
首先是国内不团结。表面上看，拜登最终赢得了选举，但拜登是个弱势总统。从得票情况来看，截止12月4日，拜登拿到了8126万票，超过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但特朗普也得到了7421万票，高于他2016年当选时的票数，可见特朗普的基本盘仍然相当牢固。
根据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民调，美国选民中76%的人早就想好了把票投给谁，19%的人是竞选期间才作决定的，只有5%的人到投票前几天才决定。也就是说，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早就形成了思维定势，竞选期间双方的演讲、宣传对多数选民是没有影响的。换言之，今天美国社会的分裂是深层次的，难以改变的，这也反映到国家的上层建筑。民主党虽然赢了众议院，但还是丢了几个席位，最高法院也是由保守派来主导，州议会里也是共和党势力更强。我想这一切都将掣肘拜登政府，使他在内政、外交方面有很多困境。因此，美国要形成跨党派的共识，通力合作推动美国改革和发展，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外交政策上要有大的突破也会面临许多挑战。
《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其作者非常悲观。他说，美国两党都能同意的议题恐怕不会超出基础设施支出。连疫情的财政刺激问题两党现在还在争执，没有得出结论。所以现在美国分裂的状况是一届对着一届干，不同党派对着干，不同身份的人对着干。社会团结已经荡然无存。这是美式民主，或者“美国对抗式的民主”带来的必然结果。每个政客都要鼓动群众斗群众，大家都越来越走极端，美国的民主也就越来越劣质化，而且看不到解决的方法。
不过，我个人认为特朗普是真的想改革，他看到了美国的很多问题，但开错了药方。他没有能干的团队，更没有改革所需要的雄才大略。他更像一个熊孩子，执政四年后留下了一地鸡毛和一个更加分裂的美国。
他上台的时候，说过要大搞基建，恢复制造业。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当时非常激动，说要去美国大干一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都不是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整合能力，也没有制度改革能力，更没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美国现在各种既得利益盘根错节，各种制度僵化死板。所以无论美国领导人，包括拜登，今天提出什么计划和口号，可能只是计划和口号，最终能兑现多少还真不知道。
第二是盟友不听话。拜登当选让美国在欧洲、亚洲的一些盟友总算放下心来。过去四年里，特朗普几乎惹火了所有盟友。他挥舞着关税和其它制裁大棒，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所有盟友。能折腾出多少钱就想办法折腾出多少钱，还不停地退群。不久前，拜登在介绍内阁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团队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回来了’，我们准备领导世界，而不是退出世界，我们准备与我们的对手抗衡，拥抱我们的盟友，准备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但是美国今天的困境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美国对盟友一呼百应的主导地位已一去不复返。如果美国今天回到世卫组织和《巴黎气侯协定》，而且还想寻求领导地位，人家会买账吗？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信誉一旦丧失，不知多少年才能恢复。此外，欧洲内部的形势变得日益复杂。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出现了各种矛盾，冲突不断。
不久前，我看到法国和德国高层针对北约问题激烈交锋。德国外长认为，欧洲永远都需要美国的保护，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反驳说欧洲需要自强，还说北约已经“脑死亡”。在对待华为5G技术方面，德国没有跟随美国，英国虽然跟随，也有不少保留。其实欧洲国家很清楚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对华政策上都有自己的打算。中欧投资协定会有一些成果，欧洲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我认为，受损的不仅是欧洲在中国的利益，而是欧洲在整个RCEP的利益。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也靠不住。美国学者大卫·戈德曼不久前这样写道：“菲律宾在2020年2月单方面退出了与美国的联合防御协议。当我们在亚洲最老的盟友走到另一边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究竟出了什么事？”RCEP的签署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成员中有不少是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和韩国。但大家知道，中日韩一直想打造一个自贸区，三国经济早就紧密连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美国一直进行阻挠，所以中日韩经济一体化一直磕磕碰碰。但这一次日本和韩国都抓住了美国陷入疫情困境和选举乱象、无暇他顾的时机果断签署了这个协议。所以中日韩能够在RCEP的框架下实现某种形式上的自贸区，这非常重要。
以往西方主导的自由贸易区，无论是北美自贸区，还是欧盟的整合，从来不考虑亚洲，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与国际体系。RCEP的签署就是第一次摆脱了这种不平等。“我们是亚洲国家”的这种集体意识更为突出了。这是第一个没有美国和欧洲参加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亚洲国家也可以自主推进区域整合。RCEP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第三就是中国不信邪。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中美关系可谓跌宕起伏，出现了一场场的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舆论战等。我们也经历了围绕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的激烈交锋，但是你出什么招，我们就破什么招，“来而不往非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的人民更加自信，我们的内部更加团结，我们更加不信邪，我们整个社会都经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
新冠疫情袭来，中美两国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同台竞争，每天都在比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制度优势和美国的制度劣势的认知从来没像今天这么直接、深刻和清晰。我们从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和美国抗疫模式的溃败中，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最尊重生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心胜，是一种民心向背式的心胜。赢得中国民心的是中国制度，失去中国民心的是美国制度。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美国神话已经终结。我想这一切就是今天中国不信邪的真正底气所在。
去年7月的时候，BBC问我美国对华新战略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我说，你一定要知道，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是13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有世界最庞大的4亿中产阶级，他们到美国也是中产阶层，所以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你要遏制这样的国家，那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另外我们还有强大的止战能力，不惹事，但绝不怕事。
拜登在竞选演讲中提到过美国面临的四大挑战：前所未有的疫情、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前所未有的气侯变化、前所未有的种族矛盾。他呼吁美国团结起来应对。应该说，他的这些判断是比较靠谱的。但现在看来，光美国内部团结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它需要国际，特别是中国的帮助。美国面临着的四种挑战中，我想除了种族矛盾，中国在别的几个方面都可以提供帮助。
最后补充一点，也是我们通过这样的平台，直接资政建言。在中美博弈过程中，不排除拜登会作出一些策略上的让步，但我认为我们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按照我们已经定下来的目标和节奏，不管美方出现什么政策调整，对一些我们国内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目标，比方说科技自立自强，加速祖国统一进程等等，我们应该坚定地贯彻下去。
鉴于美国国内高度对立的极化政治，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拜登的执政很可能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四年后的美国可能还会回到“特朗普时代”，或者叫“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时代”。四年是非常短暂的，我们今天制定所有对美政策时应该未雨绸缪，要考虑四年后的美国会是什么样的美国。总之，我们务必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中国不信邪，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我们的对手正处于二战以来最不自信的时候，实力衰落最快的时候，也是最心乱的时候。时间在我们一边，历史在我们一边。好，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谢谢大家。
黄仁伟：
中美关系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估计大部分人没有料到，这样一个总统会捅这么多娄子，会做这么多无礼的事。他的优势就是Unpredictable，不可预测。不可预测似乎给他带来了一些成功，但是从根本上说，它把美国带上了一条歧途，给世界带来了混乱。
但是，美国选出了一个比较弱的总统，已经78岁了。他曾是奥巴马的副手，所以摆脱不了奥巴马的影子。此外，他还面对着一个巨大的、破坏性的“特朗普遗产”。拜登想纠正特朗普的那一套，支持特朗普的人就会给他巨大的压力。但要是不纠正，他自己那套就做不下去。再者，共和党在国会的势力实际上是上升了的。国会里的这些人基本都是极右，支持保守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等，所以基本上都反华。要靠拜登来把特朗普这一套全改过来，进行大的扭转，我们不要奢望太多。
我的判断是，在特朗普将要下来，拜登将要上去的时候，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间歇期。美国要调整它的策略，我们要做新的准备。间歇的同时可以有一点小的修复，双方都朝着中间方向作一点小的妥协，再找一些新的合作点，比如疫情。即使不能全面合作，也要想办法合作。第二是气侯变化，这是拜登的一张大王牌。特朗普彻底退出了气侯治理。全球变暖、低碳，他完全不接受，但却是民主党的主打牌，所以民主党和中国要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气侯治理。现在已经开始谈了。
第三是国际组织。美国要回到多边组织中来没那么容易，要重新申请，而组织内的成员也要同意它回来。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所以拜登政府要跟中国商量，这也是一张大的王牌。
还有一大块就是对可能擦枪走火的地方进行危机管控（Crisis Management）。台湾（地区）和南海是最主要的，还有军备、网络、人工智能、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重建等。
所以中美关系在走下坡路，但这个坡度比较缓，不是悬崖式的。如果我们让它不走下坡路，能够平衡在一个点上，那就更好了。要全面变好不可能。民主党里的强硬派是意识形态强硬派，共和党的强硬派是军事和经济的强硬派。我前段时间讲过，共和党跟我们打的是硬实力，民主党跟我们打的是软实力。所以民主党会跟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较量。
这个较量某种程度上比特朗普的贸易战还麻烦。民主党会把台湾问题说成“美国保卫台湾的民主”，而不是支持“台独”；在新疆问题上会说是“保卫新疆人权”。在经济问题上，民主党会用大量所谓的“规则”来锁住中国，就是“规锁”。这是民主党的一个新词。这里说的“规则”包括美国自说自话的一套规则，像是长臂管辖，也有和欧盟商量后搞出的“西方规则”。总之，民主党会用各种“规则”锁住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然后把贸易中的结构性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的问题，最终把结构性问题都归结到制度。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抱幻想。有的问题我们是可以谈的，有的问题是不可以谈，不能妥协的。
现在中美关系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如果拜登在组成内阁的过程中整个政策趋向稳定，虽然会有意识形态强硬派，（但）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无限制地乱打棍子，那么我们也会对美国的一些要求作一些让步。可如果他像特朗普那样无限制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我们，那我们也会给他“回报”，不会让美国在中国获得好处。谢谢。
讨论环节
主持人：好，谢谢两位的演讲。我记得皮尤中心8月份的一个民调说，美国国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民众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主要原因就是很多政客不停地把新冠疫情的相关原因往中国身上甩锅。所以一方面，政客在推动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民粹的影响可能也推着政客往这个方向走。因为只要骂中国就得利。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在拜登上台之后会有改观吗？
张维为：我觉得我们对民调要有淡定的心态，民调的结果会变来变去。现在因为疫情中特朗普的甩锅，很多老百姓看不到真相，而且还有这么多反智的人群，所以有这种结果是可以猜到的。中国人是看中长期的，这就是战略定力。我们相信一些事情做对了，以后民调也会改变，所以没有什么太值得担心的，我们只要心中有数就可以了。
同时，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对美国也是有史以来最反感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不讲道理、流氓手段非常愤恨。但愿通过更多交流，双方可以逐步减少这种误解。
黄仁伟：不能太相信民调，它是可以塑造的。比如民调把特朗普的支持率说得很低，最后的选票（和拜登）不相上下，拜登其实是险胜。另一方面，民调在一段时间里突然朝一个方向猛升或猛跌的现象也是正常的，因为一件事就可以把很多人的情绪改变。特朗普强调他们这个疫情完全是中国造成的，所以很多人就把今天美国的灾难说成来自于中国。这不是对中国现在的表现和制度的判断，而是把责任归于中国的判断。
世界上其它国家也出现了对中国不满的民调，这是一个大的全球现象。可以说，中国疫情控制得越好，经济恢复得越好，国外的民调越差，会有这个反现象，这是人的一种心态在作祟。
主持人：对。所以我们要善于看明白西方这些民调结果背后真正的结构性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大家也在关心拜登的执政团队。坎贝尔、沙利文、凯瑟琳·戴都发表过一些对华的言论。他们认为对中国的接触应该已经结束了，是对中国使用更加强硬手段的时候了。凯瑟琳说，关税战是保守的做法，应该采取更加有进攻性的做法。
综合他们所说，会得到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要跟中国竞争，但是又不能陷入危险的冲突关系。想听听两位的看法，既要竞争，但是又不陷入冲突的一种平衡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张维为：实际上拜登和他的团队对特朗普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他太丢美国人的脸了，人家看他就像看一个熊孩子。理论上，拜登的政府应该是成年人的政府，心智更加成熟，作决策更加稳重。
坎贝尔说了，中美以竞争为主，但也会在一些领域合作，要有一种“稳定的竞争关系”。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竞争又合作是常有的状况，合作和竞争的比例我们是可以动态调整的。我觉得双方成熟的领导人处理互相之间的关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黄仁伟：拜登政府跟特朗普政府有点区别，他们要调整特朗普政府过头的做法，大概可以归纳为这几个方面：第一，民主党会避免特朗普很多不可预测、不讲规则，自说自话的动作，他们会尽量把自己做的事弄得好像很有道理。第二，他们不要单干，而是要和盟国联起手来对付中国。但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盟国对中国的攻击力度和美国不一致，那美国要迁就他们。所以尽管看上去攻击的面宽了，可攻击的强度会变弱。第三，民主党是想从中国拿到好处的，所以不会跟中国闹翻，从而失去从中国拿好处的机会。最后一点，我前面讲过了，就是用“规则”锁住中国。
虽然他们和特朗普政府不同，但是狼总是要吃人的，这个本性改不了。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狼，我们都要准备。
主持人：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非常善于利用他们制定的规则来约束其他国家。所以想问一下，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全球制定有利于它自己的规则的能力还有多强？
张维为：我觉得这个能力还在，但是由于特朗普不断地退群，它已经被削弱了很多。另外，这次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也给美国造成了很大困难，会让它忙于国内事务。我最近看到拜登本人两次讲到，美国要采取产业政策。其实他过去跟我们进行贸易谈判时老说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不对的，但现在美国很多智库都建议要学习中国的相关经验。
黄仁伟：规则，要从几个方面看。第一，美国的规则不等于国际规则，我们要区分，世界上通行的规则我们肯定要执行。美国的规则只要和世界规则一致，那就无所谓，但如果是双重标准，专门用来对付中国，我们有时候就不能接受。
第二，美国想另立山头，另搞一个世界贸易组织和发达国家的高标准规则。这样一来，美欧之间要谈很长时间，要其它国家都接受也很难。
第三，我们自己也要检查哪些企业出现了不合规则的行为，防止美国抓住我们的小辫子，打垮我们的企业。实际上“规锁”就是用微观的手段打掉我们宏观的战略，这是一种很新的战法。
主持人：对。我们一方面自己要把自己的篱笆扎牢，另一方面也要对这种微观技术上的强项客观地看待。
刚才两位都说到了拜登团队上台之后与盟友的关系。刚才黄老师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对付中国的强度、烈度可能会降低，但是广度可能会扩大。共和党有保守势力，民主党也有极端势力。一方特别注重在经济、贸易、军事方面遏制中国，另一方是要在价值观上遏制中国。如果这两种势力合流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局面？
张维为：我个人认为，总体上我们真的要有战略定力和耐性。经济是最根本的，现在美国想用各种方法来遏制中国，在经济这块是做不到的。中国的崛起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我们可以向各国提供四次工业革命的产品、服务、经验等，美国做不到，所以想在经济方面对付中国非常之难。
未来的市场在中国，欧洲的企业看得清清楚楚。欧洲现在很看重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实力绝对不亚于欧洲。所以遏制中国是会自己被孤立的。在软实力方面，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国内更团结了，老百姓更自信了。所以想再来打软实力、意识形态战争，情况会跟十年前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对。我观察到，每一年进博会上来自欧洲的高端制造业越来越多，因为全球最大的买家、最大的应用市场就在中国。先进的仓储和物流方案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另外，终极的清洁能源汽车现在也率先在中国布局。这些都是中国的巨大优势。
黄仁伟：美国要全面遏制中国是做不到的。很多人都说美国两党有共识，我认为他们是没有共识的。首先，他们在国内的资源分配上就是分裂的。如果要共同遏制中国，就要对美国的资源分配有一个共识，知道什么钱该花在什么地方。在军费上增加开支是很重要的一块。
特朗普原来要盟国增加的军费，现在民主党不敢要了，这部分钱就只能从美国财政中来。但美国现在财政极其困难，债务太大，光今年疫情带来的新债务就6万亿（美元），加上它原来的23万亿（美元），马上就要到30万亿（美元）了。它GDP一共才近25万亿（美元），债务已经超了 5万亿（美元），要把更多的钱用到遏制中国上，那国内的疫情、社保（怎么办）？民主党要顾美国的中下层，所以就要把相当一部分钱用在国内的社会需要上。
再者，特朗普政府主张所谓的“产业搬回美国”，但现在看来，根本就搬不成。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委员会会长说政府应补贴搬家费，但企业不傻。搬了以后，从中国拆掉的损失是谁的？搬回去重新建要两年，工人培训也要两年。这样一来，四、五年就没有收入了，而市场又丢了，企业不就垮了吗？
最后，美国的盟国抢着要和中国做生意。所以，民主党只能打 “人权”、“民主”的旗号，但这一套十年前就不好使，现在更不好使。
主持人：随着我们软实力加强，大家对这个问题（认识）更透彻，能够看明白他们背后真正的图谋是什么之后，就更不起作用了。接下来我们看看现场的年轻朋友有些什么样问题。来，欢迎。
问答环节
Q1：三位老师好。我叫安呈龙，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在特朗普无法连任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仍然挖空心思地对付中国，破坏中美关系。这表明他打中国牌不只是为了拉选票，而是真心想要打压中国。我想请问三位老师的是，我们现在是否需要团结美国社会中那些对我们抱有好感的左翼力量，孤立那些想要破坏中美关系的右翼势力？谢谢。
张维为：右翼、左翼这些概念在美国的用法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完全一样。我觉得英国学者罗思义讲的观点蛮有意思的。他说，现在美国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里面反华的力量都比较强。他认为我们要团结的第三种力量是独立于他们之外、主张和中国对话的。这个力量实际上还是蛮大的，我们在学术界里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黄仁伟：其实我们跟美国打交道，不太分左翼、右翼，分的是利益。有利益跟我们比较紧密的，有利益跟我们比较疏远的，还有利益跟我们是完全对抗的。我认为，利益跟我们紧密的力量在美国社会中是多数。农场主虽然投票给特朗普，但他们出口的主要市场是中国。中国要是不买美国的农产品，他们就全完了。高科技也是这样，高通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利益决定他们的立场。
另外，我们是要和他们各个社会阶层打交道的。州政府、市政府这样的地方政府其实不理特朗普这一套，他们就和中国直接来往。再比如大学。特朗普禁止很多学生去美国，很多大学都反对。美国的科技界也说，特朗普要停掉我们和中国这么多的合作项目，我们自己是搞不下去的。
特朗普的政策为什么会被拜登修正呢？就是因为利益相关方有太多的人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但是（民主党）不会马上就大幅度纠正。
Q2：三位老师好。我叫杨雨婷，是复旦大学的在读博士。我的一些在国外的朋友觉得现在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方面已经赶超美国，或者有赶超美国的趋势了，所以认为中国可能会代替美国成为引导世界发展的下一个领袖。那是不是说现在的世界格局已经从“一超多强”变成了“多超多强”，还是说只是以中美为主导的“两超多强”呢？谢谢。
张维为：现在的大势确实是中国崛起，并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中国赶上甚至正在超过美国。我觉得我们要有平和的心态。如果中国在一方面是强的，我们也要让别人了解我们是比他们强。在硬实力方面我们特别不能示弱，美国是承认实力的。
但是在正式的交往中，我想中国人的态度还是主张两个大国可以和平相处。我想美国终有一天会认识到，中国崛起没有那么可怕。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不一样，我们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我们的国防力量完全是为了止战和防卫。
黄仁伟：我们这个国家有个特殊性：结构上从发达到最穷都有。要把我们各个层面都变成发达水平，到2050年还不一定能完成。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把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利益在自己身上融合了。我们既代表发展中（国家），也有一部分接近发达（国家）。所以“二超多强”、“一超多强”等概念都不是我们对外战略的总结构，我们是和所有不同类型国家进行合作。
张维为：我补充一句，随着中国的自信心增强，我们软实力，包括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都会受到重视。你美国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己会受损失，最后很可能会遭遇到一种 “降维打击”。世界各国都在强调发展、经济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许再过五年、十年，美国的概念会显得非常之落后。
Q3：三位老师好。我叫张磊，是做跨境贸易的。几个月前，中美之间有一件比较轰动的事情，就是互相关闭了领事馆。最近，我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说，如果美国准备好了，中国是可以开放美国驻中国领事馆的。我想请问一下，怎么样才叫“准备好了”？
张维为：崔大使那个谈话大致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是你美方先挑起来的，我们是被动地反应。换句话说，你要先纠正你的错误，我们再作适当的调整，我想这个是“准备好”的意思，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黄仁伟：中美关系要做一些修补，包括使领馆的恢复、签证问题、学生的留学问题、记者与媒体在对方国家的活动问题、外交官的活动范围等。这些都是外交上最常规的事情，蓬佩奥当国务卿的过程中把它们都搞僵了。
最后一个月，他还会做一些事，把坑挖得又深又大，让拜登来不及补，或者要花很大的代价补。这是两党斗争的需要，却让中美关系很难恢复。我们可以跟美国就一些事情先修补起来。事情小，象征意义很大，说明这个悬崖式的下坡开始停止了。
主持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大国关系，处理得好，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我们一直释放出的信息是我们抱着主动构建的态度，但就要看你美方怎么做了。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