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体部分已经发表于《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7日第5版，原标题为《用中国话语解释公信力问题》。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等领域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公信力的挑战。在诸多重大公共事件的处理中，政府的“公信力赤字”一次次地暴露出来，使原本就已十分棘手的事态变得更加难以处置。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总结为“塔西陀陷阱”，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所谓塔西陀陷阱，就是说当政府丧失公信力后，无论说什么做什么，群众都会认为它是在说假话、做坏事。对于这种现象，媒体上绝大多数的评论都将矛头指向政府，认为公信力的缺乏，首先是政府的失职所致。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多也是鲜有例外地指向政府改善作风、依法行政、亲民、透明等等。无疑，这种观念大体上是正确的，要求政府改进治理方式也是必要且紧迫的。但是任何矛盾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方面。公信力的矛盾，当然也存在政府是否可信和群众是否愿意相信两个方面。所以仅从政府一方来看问题显然是不全面的。况且，塔西陀的原话，也并非意在批评“皇帝”，而是更多地指向群众的主观好恶。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

因而，群众是否愿意相信政府，以及更深一层，群众对政府有着怎样的好恶感情，也是值得检讨的一个问题。不可否认政府本身的行为是重要的因素，但是群众怎样看待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取决于流行的观念。很多时候，并不是政府尽力做好了，群众就一定会认同。如果在一些观念问题上没有了共识，仅靠政府单方面的改善也只能事倍功半。当前出现的政府公信力问题，与长期以来西方话语和自由主义观念的传播和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西方观念对政府公信力的消解

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并不仅仅由具体事件发生时的政府行为和事态发展所决定，它同时也受到群众中广泛流行的观念的约束。群众在具体事件上对政府的态度实际是在对政府的整体看法的“语境”中产生的。这种语境的影响就是人们在谈论塔西佗陷阱时所常常忽视的一面。

中西文化中对政府的观念大有区别。西方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石是资本力量对国家机器的俘获，政府本身不是全体国民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而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资本与政府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不管在国内统治还是在国际竞争中，每当资本面临敌人时就需要政府的护航，每当资本占据优势时就希望摆脱政府的束缚。例如，资本在列强竞争时期主张“重商主义”，在霸权扩张时期则主张“自由贸易”；在面对苏东阵营竞争时主张“大政府”和“福利国家”，而在赢得冷战主动权之后则主张“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国内阶级斗争高涨时直接出面接管政府，而在矛盾缓和时期则退居幕后，营造国家公共性的假象。为了能够收放自如地利用政府而又不被政府反噬，资本发明出了一套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话语：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需要将“公权力”关进笼子；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对立了起来；政府最大的危害是对自由的约束，而自由又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权利，于是人与政府之间被塑造成了一种以矛盾性为主的关系。

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石是三大传统：5000年的文明传统、百余年的自强传统和近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传统。这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与西方文化中截然不同的地位：首先，文明传统是各兄弟民族不断融合成命运共同体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统一而有效的国家来为“斯土斯民”提供普遍的秩序、安全和福利；其次，近代自强传统是要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也需要高度凝聚和强大的国家来实现社会的组织化；最后，新中国的使命是要建设人民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还是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看，社会都不是个体本位的。特别是在这个人民的共和国中，个人利益永远不能压倒人民的整体利益，政府是公共性的代表，其目的是克服任何个体和集团凌驾和俘获社会整体利益。在中国文化中，更强调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性而非对立性。

中西两种政府观念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西方国家是产生于一个长期战乱竞争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封建式社会结构的现代版本，中国国家则是产生于中国人所知地理范围的天下一统，是一个“世界”而非“国家”。因而西方的政府只是代表社会一部分的利益，而中国的政府则往往被视为公天下的代表。

由于这种差异，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对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破坏性。这套话语在改革开放以来传播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不仅充斥着大众传媒、通俗读物、网络空间、大学课堂、文艺作品，而且也正在渗入到我们的基础教育乃至官方话语之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社会上广为认可的政治正确，连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都不敢正面抵制，甚至还随波逐流，所谓“两面人”和“开明绅士”现象，就是根源于此。

举例来说，比如西方话语强调政府与社会之区别，“社会”的通常就是“好”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似乎天然就是正义的代表。事实上这里发生了一个概念偷换，在中国文化中，社会通常指的是人民的整体，而在西方话语中的所谓公民社会之类，实际上背后往往是企业和利益集团（甚至是外国政府）的力量。但是，这种观念影响下，群众对于重大事件中“私”的一方，往往会产生天然的同情。

再比如，西方话语过度强调对“公权力”的约束，却全然不提强大有效的公权力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公权力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基础设施和统一市场等“公共产品”是人类生活须臾不可离的。西方话语讨论的所谓“暴政”，更多是指向政府的压制，却回避了市场和资本的暴政，事实上只有人民的、公共性的政府才能保护人民免于这种暴政。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兴起的新科技时代，这一点变得格外重要。然而，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群众对公权力容易产生一种先验的不信任。

又比如，西方话语崇尚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腐败。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颠覆这种观点：在几乎所有的体育比赛中，采用的都是场外监督而非运动员互相制衡的规则，究其原因就是运动员之间有可能形成共谋，影响比赛的公平。一场简单明了的比赛尚且如此，凭什么相信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靠三权分立就可以保证公正廉洁？中国古代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强调专门的监督力量和政党自律机制的作用。可是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高效的反腐行动有时却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被认为是“运动式反腐”，缺乏“制度性反腐”云云。

又比如，西方话语极其强调“法治”，总是以之来批评中国的“人治”。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法”从来都不会“治”，总是靠人来运用法，问题的关键是谁来治，拿谁的法来治。法的功能主要是解决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是对现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认可，因而法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治统”，却不可能成为“道统”，因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理由和目的是由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讲，法治与民主是存在矛盾的。西方的所谓法治，实际上变成了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律师之治，这是如假包换的“人治”。可是，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由广泛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一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行动，却被部分群众视作不符合“法治精神”而公信力受损。因而中国要大力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法治，而不是不加检讨的、一般性的“法治”。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西方话语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文化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如果任其蔓延，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将愈演愈烈，甚至积重难返。事实上，西方话语不只是对中国有破坏性，西方国家本身也深受其害。这套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为价值基石的话语，在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巨大的“逆共同体”效应，导致共识沦丧、制度僵化、社会分裂、文化堕落，如果照此下去，有可能导致西方社会的解体崩溃。过去几十年间，无非是由于西方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矛盾得以掩盖，随着西方经济衰退和新经济体的崛起，这些问题已经在欧美各国日益暴露出来。

通过话语建构重建鱼水共识

既然政府公信力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那么解决方案自然也是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消除西方话语给群众带来的思想混乱，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话语的建构来统一思想，铸就共识。

首先，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入脑入心的宣传。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和假想敌建立起来的，那么反诸其道，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是破解西方话语最有效的武器。毋庸讳言，在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多年中，西方话语似乎占了上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效果不够理想，这也是客观条件所致。现在西方自身面临深刻危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欧美各国本身已经面临公信力危机，这是打好马克思主义反击战的最佳战略时机。

其次，应该加强中国特色文化的建构。在中国传统中，官是“父母官”，兵是“子弟兵”，国家是“天下为公”。当然在地主阶级统治的历代王朝，这只是一种浪漫化的想像，但是至少体现了家国一体、官民一体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这一点是与西方很不同的。今天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就是要从中国的文化中提炼总结出进步的、高级的、积极的观念，使之既能实事求是、名实相符地反映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又能引导中国人凝聚共识，齐心协力，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更完善的制度，实现十九大报告中展望的“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

再次，系统辨析清理过去多年来渗透到中国社会的西方话语和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大量不正确的思想观念。类似自由、法治、民主、人权、言论自由、公开透明、公民社会等等这样的概念，初看没什么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政治正确”，实际上它们有着复杂的内涵，需要加以深入分析和明确界定，切不可囫囵吞枣般地视之为“好东西”。对待话语问题，切忌“乡愿”式的含糊态度，一定要帮助群众“正名”。

通过这些努力，相信可以改善政府的公信力。对中国人的政治智慧而言，破解塔西陀陷阱不是难事，只要政府和群众相向而行，力往一处使，就能克服西方政治文化的冲突性博弈性困境，营造出一种和谐互信的积极氛围。这一切都离不开话语工作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