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曾经的滨州市发改委干部；2000年赴法留学，后获里尔高商硕士学位；之后曾相当一段时间在法国以经商为主业，头上还顶着一大堆兼职——山东同乡会副会长、旅法中国同学会副会长、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山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等等。到现在则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已经跻身该领域最重要的学者行列。

在西方国家抨击中国此起彼伏的喧嚣中，这位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本职为商人的宋鲁郑，凭着对祖国天然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每天都挤出时间敲击键盘，在博客上发表时事评论，纠正对中国的偏见，回击对中国的指责，介绍中国的发展进步。

宋鲁郑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鲜明立场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注意，法国《欧洲时报》、美国《侨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英国BBC中文网等海外媒体，国内《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网》、《求是》杂志社以及旗下的《红旗文稿》、新华社旗下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参考消息》，以及《北京日报》《广州日报》《钱江晚报》等，经常就国际政治中有关热点问题向其约稿或转载其博文。他更是央视、北京电视台、上海卫视、深圳卫视、香港凤凰卫视的常客。

2000年，结束在滨州市发改委（当时为滨州市计划经济与改革委员会）10年工作生涯，放弃体制内让人羡慕的工作，前往法国留学，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宋鲁郑而言，这需要他一切从零开始，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这份勇气让人钦佩。

宋鲁郑与前法国总理拉法兰合影

从山东滨州到法国里尔，近距离观察法国精英社会

为什么选择里尔高等商业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宋鲁郑事前有过一番思量：

在法国，高商属于精英教育，应该说是法国教育体系的一个特色，要想在法国更好地发展，就必须进入他们的精英教育体系。所以，尽管当时并不是特别喜欢物流专业，但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里尔是法国北方重要城市，是诺尔-加莱大区的首府，坐高铁不到一小时就能到巴黎。在里尔的学习生活，除了让宋鲁郑初步具备了立足法国的资本，对他此后的发展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总结起来有两点：

“一是让我了解了他们培养社会精英的这个教育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再就是通过跟法国同学的接触，了解法国精英社会的状态，这对我了解法国社会，特别是精英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他眼中，法国有一点跟中国非常不一样，那就是精英和大众的划分非常清楚。“大众不想成为精英，精英也不想变成大众，不像中国社会有望子成龙的概念，再普通的家庭也希望孩子能够成龙成风。我们有时会说中国有阶层固化问题，其实西方国家阶层的分界是很明显的，美国还好一点，但现在阶层分化也很明显。”

宋鲁郑与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克利合影

从法国电邮群里兴趣之作，到《红旗文稿》封面头条

宋鲁郑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写文章的。当时朋友之间有一个电子邮件群，宋鲁郑把写好的文章发在群里，朋友们分享一下。一篇有关达赖的沙龙内部交流文章让他一炮打响。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不顾中国政府反对，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美国国会还向达赖颁发了代表美国最高荣誉的“国会勋章”。然而，得到美国撑腰的达赖却在美国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是中国人，希望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解决他所谓的西藏问题。

世人对于达赖向中央政府示好的举动感到惊奇，宋鲁郑针对达赖这一反常举动撰写文章，核心观点是：这说明时间已不在达赖这一边，大陆越来越强，达赖的筹码越来越少，留给达赖的时间不多了。

“时间不在达赖这一边”一说，让众多研究达赖的人如梦方醒，其后，“留给达赖的时间不多了”几乎成为一个“基本定理”，很多文章将这个观点作为立论依据之一。

这篇文章在法国华人圈子里被广泛转播、议论。不知怎么的，被当时《欧洲时报》的一位副社长看到了，就到处打听谁是宋鲁郑，辗转联系到后，征得宋鲁郑同意公开发表了上述文章，同时邀请宋鲁郑给《欧洲时报》撰稿。

宋鲁郑介绍，《欧洲时报》是欧洲第一大华文报纸，总部位于法国，它的层次在华人心目中是比较高的，类似于国内的人民日报。“当你还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这样一个层次的报纸的副社长突然找到你约稿，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说。

过了一段时间，人民日报驻巴黎分社社长看到宋鲁郑的文章后，又是到处打听。见面后，邀请宋鲁郑在人民网开专栏。“往常都是一流学者才能在人民网开设专栏，而且开专栏撰稿是有稿费的，能有这样的待遇，很受感动。”

突然有这样两家重量级报纸向自己伸出橄榄枝，宋鲁郑此时内心既激动又不是很自信。“觉得可能是因为在国外像我这样的人比较少，因此才格外受重视。”

转折点是在2008年。当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被全世界视为中国崛起的象征，然而就在这一年，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价值观外交思想泛滥，在他们眼里，凡是不符合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都是错的，借北京奥运甚至达赖批评指责中国的新闻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国内某些知识界人士也积极呼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大唱赞歌。

作为一个有国内工作经历、了解自己国家发展进步的中国人，宋鲁郑当仁不让地对西方尤其是法国舆论对中国不公正评论进行澄清和回击；作为一个研究过西方政治制度并且融入西方社会生活的中国人，他发现国内某些知识界人士对西方观念和政体的理解太片面、太理想主义，他们对中国未来的设计脱离中国实际，有损国家利益，忍不住撰文与他们论辩。

2009年2月，《红旗文稿》以封面特稿的形式推出了宋鲁郑撰写的万字长文《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

《红旗文稿》原名《内部文稿》，是个高端理论刊物，发行范围有限，但是这篇文章在网上一挂，尤其是新华网在头条位置挂了一天，动静就大了，法国驻华记者以“中国官方媒体高调批判普世价值引起外界猜测”为题发布了消息。

令宋鲁郑意想不到的紧跟着还有，2009年3月18日，《参考消息》以整版的形式，全文转载了他的一篇文章《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

《红旗文稿》《参考消息》接连重磅发表自己的文章，对宋鲁郑而言意义重大。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宋鲁郑意识到，自己可能就适合这个行业，这个领域，从此转型做学术研究，专注于中西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研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有六大优势

我们一般是以专著作为衡量评价一位学者在学界地位与影响的主要标准。除了颇具影响的《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民主究竟有什么好？》《中国实行民主的条件》等鸿文，对于宋鲁郑而言，可以说《中国能赢》三部曲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

从2012年到2015年，宋鲁郑的《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模式何以优于西方》《中国能赢——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中国能赢——中国政治自信从何而来》三本文集相继出版，系统总结梳理了他相当长一段时间关于中国制度优势的思考与研究成果。

当下，个别国内学者习惯于以西方为坐标评论我国政治制度，宋鲁郑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其实西方国家都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成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包含着政治体制因素。

他认为：把中国的政治制度放到全球政治、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审视，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宋鲁郑通过比较分析撰文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有六大优势：

一、较西方几年选举频繁轮换的短命政府，中国政府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二、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三、依靠中国的制度可有效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遏制腐败的泛滥。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选举需要钱，需要大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是民主制度下的刚性腐败。而国内的腐败是人性的贪婪和收入不高、缺乏完善的法律监督所致，不是刚性的。四、中国政府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执政党和在野党可以互相推诿。五、中国制度较西方制度的优越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后者的人才培养和使用，随政党轮替而“间歇”，形成人才浪费。六、中国制度优势在于可体现和代表全民利益，西方制度则为了选举只能适应某些利益群体的诉求。

这一论断在国内反响很大，传统媒体、网络媒体都进行转载。有人写文章称赞：“真是一篇多年不见的、具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论点鲜明，论据有力，敢逆势而为。”

他在一篇博文中写道：“我是反对以民主和专制来划分政治制度的。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道德化的词语，而且已经成为国家间博弈的工具。我更愿意从执政效果来划分，即是良治还是劣治。”

家乡滨州是观察国家进步的窗口

作为负责文化与经济交流的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宋鲁郑每年都能回国两三趟，因此“对国家的认识与国家的发展保持同步”。而滨州，一直是宋鲁郑观察中国发展的主要窗口。滨州长期属于欠发达地区，滨州的进步更能折射出中国的进步。

宋鲁郑记得，2010年滨州市西区开发建设刚开始，此时滨州好像到处都是工地。这一年，正好也恰逢旅法山东同乡会换届，新一届班子应山东侨办邀请回家乡看看，一行人先后去了济南、潍坊、日照、青岛、淄博，最后一站是滨州。

“在前面几站，说实话大家感觉一般，但到了滨州，是大大吃了一惊，都认为环境很好，住宅设计得很大气、很有味道。当时团里有几个副会长说应该在滨州买房子。自己作为滨州人很自豪，我们就胜在环境好、规划得好。”宋鲁郑说。

在宋鲁郑看来，按说滨州发展阶段应该处于工业化中期，但是由于特别强调生态建设，环境开始得到有效治理，给人的感觉是接近后工业化时期。

宋鲁郑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每提出一个观点，总要考虑有无事实依据，现实中是否可行。他告诉记者，他的这种文章风格与在发改委的工作经历分不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宋鲁郑进入滨州市计划经济与改革委员会工作。“在发改委的工作经历，让我近距离了解了我们的体制运作规律和特点，为将来进行东西方制度对比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宋鲁郑抱着感恩的心态总结他在发改部门工作的10年。

“政府工作包括政府文字确实存在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政府工作最终必须落到实处，必须可操作，有成效，所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提一个观点，总要讲一个或几个实际例子，用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在思维方式上，沿袭了中华民族的实用理性，也就是必须有用处”。

客观、务实的文章风格，为他的中国立场增强了说服力。

文章来源：大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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