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保守派“中体”论述的限度和意义再思考

周展安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绝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对于此前的历史来说， “戊戌变法”是从龚自珍时代开始的一系列“自改革”举措的集成和高潮，是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战败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反思性跃进。今文经学政治潜能从刘逢禄到康有为的 逐步彰显和激进化，与《校邠庐抗议》《危言》《盛世危言》这三本书在戊戌年的再次进呈，(1)具体而微地显示了这种历史的连续性推进。对于此后的历史来说，我倾向于认为“戊戌变法” 构成庚子新政、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源头。

这样说，不是指“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之间存在一个由弱及壮的进化的逻辑，而毋宁说“戊戌变法”包含了此后这一系列历史运动的种子，此后的这一系列历史运动是对“戊戌变法”之理论构想的实现：庚子新政可以说是没有“康梁”参与的“戊戌变法”；如果不是被“立宪”和“共和”这些名词所迷惑，辛亥革命则可以认为是清末新政的激进化兑现，亦可以进一步认为是“戊戌变法”的兑现，当我们意识到康有为在上书之外另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性筹划时，(2)就更能够理解从戊戌到辛亥的革命逻辑的连续性；新文化运动有一战和复辟的多重特定历史条件的刺激，但就运动的主体而言，则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参与者正处在“公车上书”以来崛起的“中等社会”自身衍变的历史延长线上，过去的士阶层在一系列社会变革而尤其是教育制度的变革中转化为现在的知识阶层。社会变革的主体真正从“中等社会”下沉为“下流社会”，由各种发达的或者破落的“士阶层”下沉为“民”而尤其具体化为政治经济脉络中的“农民”，这是要经过20年代的酝酿，而以大革命的失败为标志才产生的。就此而言，中国现代史的起点或者应该从大革命的失败算起。这样，“戊戌变法”的射程就更加拉长，它的历史位置也就更加重要。

学界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已经有相当深厚的积累。综合来看，有两个趋势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关于变法运动中历史文献真伪的考辨工作成果卓著。过去的“戊戌变法”研究过多依赖康梁自己的言说，尤其是康有为的《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奏稿》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史料。但是这些资料，特别是《戊戌奏稿》有明显的作伪问题。对既有的史料进行考辨， 并且将史料的范围加以扩大，充分利用清宫历史档案，在晚近以来的“戊戌变法”研究中蔚然大观。在这方面，黄彰健、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姜义华、狭间直树、茅海建等学者做出了杰出贡献。

二是对于“戊戌变法”的研究呈现出从宏观研究到对康梁谭等维新派代表人物的研究，再到对翁同龢、张荫桓等维新派辅助人物或者“帝党”人物的研究这样的趋势，亦即研究的范围更广而研究的题目也更具体。而无论是资料的考辨还是具体的人物研究，可以说目前还是以对康梁为代表的变法派方面的研究为主，对于满清政府和维新运动中的“后党”及一般保守派的研究相对匮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于康梁变法运动进行反思的研究中，从舆论场中带出来一种对于包括慈禧、袁世凯等人的翻案性认识，形成一种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取改良，在改良和保守之间取保守的氛围，视谭嗣同为20世纪激进主义的源头。这些，严格说并不是关于“戊戌变法”的学术研究，而是在“告别革命”的大潮中出现的一种借“戊戌变法”来进行所谓“激进主义反思”的文化动向。在学术上对于“戊戌变法”中保守人物的研究，依我的管见，或以对张之洞的研究积累最多。

基于以上的研究状况，在这里，我想以保守派为研究对象，围绕保守派关于“中体”、关于“中国所以为中国”（张之洞、朱一新语）的相关论述来做些考察。我期待着，对于“中国所以为中国”的探讨或许能越出“改良与革命”或者“激进与保守”的框架，获得一个将变法派和保守派联结在一起加以观照的契机，从这里可以把握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戊戌变法”。这或许可以对以往的研究做出一点补充。冯契先生曾以“古今、中西之争”来概括近代以来的思想斗争状况。我以为，“戊戌变法”就是兼有“古今”和“中西”之争的第一个历史场合。在这之前，“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都已经出现，但两者之间并未形成具有锋芒的对垒，西学中源说所形成的附会论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古和今以及中和西之间的冲突。但是，从甲午战争到胶州湾事件，民族危机的加重使得“古今”和“中西”再也不能似是而非地附会和融合，“中体西用”也不再能够如字面上所显示的这样构成一个合拍的结构，“中”和“西”之间的冲突必然要溢出由“体”和“用”所构成的思辨逻辑。不仅在清末，在此后的历史上，“中国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中体”的问题始终都构成一个基本的问题领域。如果我们联系到戴季陶在尧舜禹汤的脉络中对孙中山哲学基础的论述，联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则可以说， “中国所以为中国”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支配性论题。这一点在今天更加鲜明了。在中国的持续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内外两方面所激起的震荡中，“中国所以为中国”这一问题更带有一种急迫性。

关于“戊戌变法”中的保守派，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加以分梳：第一个层次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在朝官员，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杨崇伊、许应骙、潘庆澜、黄桂鋆、文悌、孙家鼐等；第二层是地方督抚及其追随者，比如张之洞、梁鼎芬、屠守仁、王仁俊、广西的黄仁济等；第三层是地方士绅，在当时以湖南士绅反应最激烈，比如曾廉、王先谦、叶德辉等。需要说明两点： 首先，维新变法过程甚长，且内外危机深重，要说某某人是始终的保守派，自然过于绝对。现在举出的这些人物，是就其在戊戌百日期间的思想表现而言，就其对于康梁等变法派的态度而言。如果细究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思想状况，则会发现他们对于变法也未必是全盘否定的。自称“护法大师”的张之洞不必说，孙家鼐在初期对于变法也颇多襄助，即便是王先谦，也曾参与湖南的“新政”，参与时务学堂的创办，即便是文悌，也自称“非绝口不谈洋务者”。(3)范文澜先生曾有“假维新派”的说法，颇能见出维新运动的派别之难分。其次，将保守派人物分成三个层次，是为了显示出保守派从朝到野的立体结构，显示出保守派力量的强大。以“后党” 为塔尖，地方官员为塔身，地方士绅和传统的读书人群体构成此塔的底座。具体到每个层次的人物，因为任职的变动，也因为对于维新变法前后态度的转变，出而为官、隐而为绅，或进而入朝、退而入野的情况所在多有。尤其应该注意，此处所列出的保守派人物是具有代表性的，而在整体上，保守派人物在戊戌时期是占绝对多数的，保守也是从上到下的基本政治空气。如严复所说，保守派和维新派之比，乃是“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4)

保守派关于“中体”即“中国所以为中国”的论述可以说是其反对变法派的首要关切。对于这些，可以从五个层面加以分析。第一是“宇宙论的中体”。所谓宇宙论的“中体”，即要从宇宙/天的角度来确定中国之为“中”国的理由，从宇宙/天的角度进一步引申到阴阳五行学说和地理学。叶德辉之反驳皮嘉佑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究竟是不是“中国”，和宇宙其他星球比较，地球是不是中心，所谓宇宙和天，究竟是空洞无物，还是有形而上学的确定内涵，传统形而上学如何回应西方地理学的新知识，这些问题，都或近或远和宇宙论的“中体”能否确立有关，并非保守派的廖平之《地球新义》是这个领域的深湛之作。(5)

第二是“历史的中体”，即肯定中国的历史，反对“信今薄古”和“智西愚中”，肯定中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政治治理的经验。如朱一新说：“试观历朝典制诸书，其大经大法， 所以教养斯民者，何等周密。”他认为汉魏以降，良法美意甚多，而政制之所以产生弊端，是“承平既久，法令滋繁”的结果，因此“善为治者，不贵更法而贵除弊”。(6)这是一种立足中国内部，以中治中的方法。

第三是“伦理的中体”，即从纲常伦理的角度论证中国之为中国的理由，论证守护“中体” 的意义。此处之纲常伦理并非一般地指涉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而是从人之为人的根本原理出发做出的强调。伦理的中国，即名教的中国。这样意义上的“中体”是文明的，而以强弱相较的竞争逻辑则是野蛮的。“且我中国以名教立国者也，强弱势也，因国弱而忘君父之伦，践土食毛者万不容作是想。”(7)

第四是“学术的中体”。学术的“中体”构成伦理的“中体”之辩护的学理基础。变法派以对今文经学的重新阐释为变法的理论基础，因此回应今文经学的攻击，重新厘定“中体” 学术经典的地位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并非如今文经学家一样，将对手一笔抹杀，这里再次表现出一种历史的态度，即内在于中国史来看待经典的做法。朱一新这样反驳康有为：“足下以历代秕政归狱古文，其言尤近于诬。当西汉古文未兴，何以有孝武之穷兵、元成之失道？此非事实，仆以为不足辨也。六经、四子之书日用所共由，如水火菽粟之不可阙，无论今文、古文，皆以大中至正为归，古今止此义理，何所庸其新奇。”(8)

第五是“政治的中体”。所谓“政治的中体”即对于清朝本身的肯定。这是以上诸项论证的前提。张之洞在《劝学篇·教忠》中对于“圣清”的论述可谓集成之作。该文从薄赋、救灾、惠工、恤商、宽民、减贡、慎刑、修法等十五个方面证明“圣清”的“爱民之厚”。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检讨保守派“中体”论述的限度，可以从五个层面来认识。第一，围绕“政治的中体”所发展出来的政治分析缺乏客观性，其对“本朝”维护的意思是充分的，但对于“本朝”分析的能力则不足，尤其缺乏变法派立足“列国并争之势”将清朝置于世界格局中进行分析的能力，其对政治的理解，还不脱“仁政”论的套路。

第二，其论“历史的中体”，但对具体的历史经验并没有展开分析，只能就汉唐或宋明笼统言之，不能就某一制度做深入的内在分析。历史经验最终也滑落为一种抽象的道德训诫和教条，和“学术的中体”“伦理的中体”一起流为一种虚文。即便有少数制度分析，也往往局限在人治还是法治的对立格局中，最终以人治的逻辑覆盖法治。对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和制度的具体分析，要有待思想正酝酿豹变的章太炎来完成。

第三，其论“伦理的中体”，对于纲常名教做了极为僵化的理解，儒家伦理中原来包含的絜矩之道和相互对待彼此体贴的意思基本被忽略，三纲五常被凝固化，只保留了以上压下的等级性。虽然保守派人物口头上极力反对法家，但其对纲常伦理的理解已然是法家化了的。如屠守仁说：“君臣之义，与天无极，其实尊卑上下云尔，自有伦纪以来，无所谓不得已之说也。”(9)这就使得纲常名教的论说极度僵化，完全失去和变法派，尤其变法派在湖南所宣传的“平等”、“民权”等学说，构成对话关系的机会。

第四，其论“学术的中体”是高度简化的。保守派不断强调要“辨异学”，只肯定儒家的基本经典，对于法家、道家、佛学、墨学都极力排斥，对于清代中期以来儒家的内在变化采取无视或者简单抹杀的态度。这种学术上的简化态度且不论，但这种做法至少和“历史的中体” 发生矛盾，因为要肯定“历史的中体”，就需要对中国学术的整体采取一个包容的态度，对于历史上典章制度的分析，则尤其要正视法家。就此说，学术上的简化理解正与其历史分析上流于道德训诫的做法相表里。

第五，学术上的简化不仅表现于独尊儒术，而且在儒家内部也采取一种高度纯化的做法， 即基本排斥陆王学说，排斥德性儒学，而侧重以“礼”为中心的规范儒学，把儒学纯化为宋学， 在宋学当中又执取朱子之学。这是导致其伦理纲常法家化的学理基础。

保守派对于世界形势的暗昧不明，在新知识如地理学知识上的匮乏，因为变法举措的急骤和激进言论的突起的刺激而对于各种固有规范的过度回护等等，都不需讳言。但是，保守派对于“中体”的维护仍有值得肯定的价值。文悌说“惟中国此日讲求西法，所贵使中国之人明西法为中国用，以强中国。非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为西洋之人，然后为强也” ，(10)又说“变法为整顿国事，非败坏国事”，(11)这些话，在今天仍有意义。剖析来看，这意义可从如下几个层次加以把握。

第一，保守派论述中对于“王道”论的保留，所谓“崇儒则治，用夷则乱，近王则治，袭霸则乱”。以王道自居，而将西方视为霸道，以名教为文明，以势力为野蛮，这种言论在当时不免显得迂腐。但是，又不可过于匆忙地将这些言论归结于在通常的“夷夏之辨”之中，保守派把握了“夷”内部的矛盾：“盖西人政自政、教自教也，西人本不从西教，而专窃以倾人国， 此其所以为谲也。”(12)曾廉这里对于“西教”的批评未必准确，但是，他对于“西政”和“西教” 亦即西人“对己”和“对人”之不同方式的区分则不为无见。

第二，保守派对于“礼教”的保留。此处的礼教专为针对平等观，而是针对危机状况中自然产生的以富强为内容的功利逻辑。不消说，这也不免迂腐之讥。但是，当保守派说：“今以挫于倭之忿，慕欧洲富强，直欲去人伦、无君子，降而等于民主之国，不已误乎”(13)，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提出一个能和富强对垒，乃至高于富强的“礼教”呢？或者说，以人伦、君子为内容的礼教是否可以破除自身的凝固化，超出一般的修身层面，焕发出自己的政治潜能？我认为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思考。沟口雄三曾从礼教的近世脉动中梳理中国革命的逻辑，他认为礼教中相互扶助、相互友爱的内容和20世纪中国革命有内在的亲缘关系，明代以来礼教的变化从内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性。(14)由此也可以说，在中国革命中，至少存在两种形态的革命， 一种是以求富强为目标的革命，一种是以将“礼教”充分普遍化为目标的革命。在毛泽东“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构想中，隐约可寻这后一种革命的胎动。

第三，保守派对于中国史和中国国情的重视。变法派是在广泛吸收“西学”“西政”的基础上，希望当政者能“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在这种视野中，中国人乃是“即聋从昧，国皆失目”，无一事可足道。保守派则如上所述，强调“历史的中体”，对于中国史的沿革较多注意，对于中国的国情较多尊重。保守派之反对“改制说”，反对“民主制”，并不单纯出于理念的原因，而是基于中国史自身的历史积累，基于“家天下”之局面的长期性。朱一新说：“自羲画八卦，契敷五教，千圣百王相嬗相维以成此中国。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无他焉，以所因之三纲五常耳。”(15)由此说，保守派并非将“三纲五常” 本质化，而是重视以“三纲五常”为“因”所形成的历史，所“因”的起点容或可商，但由此导引的历史确实不可一笔抹杀。保守派对于中国史研究的结论以及对于中国国情的理解未必准确，但这种思路却值得注意。后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就其方法而言，毋宁说更接近于保守派。

最后，在保守派身上，有一种普遍的视变法为一件大事的慎重态度和对于外国经验朴素的抵抗意识。因为立足“中体”，所以必然发展出对于西学西政的抵抗意识，尽管这抵抗未必有效。而因为有对于西学西政的抵抗，即不相信有可以让中国瞬间复苏的药方，所以对于变法本身也充满怀疑，因此变法也就不可不慎。曾廉反复告诫光绪帝“毋以国事为易谋，而必谨其所发”，又说“夫治天下者，神明之事，非迹象之事也”，不能“徒求之于法度之迹，未及深思法度之所以行”(16)。与此相反，在变法派当中，有一种普遍的乐观意识，相应地，此种乐观意识也正是来自对于西学西政的信任。严复在《上今皇帝万言书中》说：“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获全至今者，以外人不知吾虚实故耳。”因为“无一事及外洋者”， 所以对西方也就不必抵抗，只管“尽革旧俗，一意维新”。也因为“无一事及外洋者”，所以只要学习西洋，展开变法，则如康有为向光绪承诺的那样，“十年之内，富强可致”。对此，同属变法派的孙宝瑄已经指出“今长素甫得志，遽谓以君权变天下之法，三年有成效，亦言之太易也”。(17)

无疑，就近代历史的大势而言，保守派处在逆流的位置上。梁启超说：“戊戌变法，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小，而实二十世纪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就如本文一开始所论述的那样， 我认为梁的这个论断光耀不灭。但是，保守派中并非尽然是颟顸之徒，甚至应该说多数保守派都深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戊戌变法”的失败亦不能完全归罪于保守派的阻挠。保守派围绕“中体”所发展出来的一系列论述既附带着各种限制，又包含着丰富的现实感。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考察，需要将这些论述纳入视野。毕竟，20世纪中国革命不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而且这“革命”是属于“中国”的。

本文注释：

(1) 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2) 黄彰健：《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活动》，载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3) 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484页。

(4) 严复：《论中国分党》，《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8页。

(5) 关于廖平对变法的态度，可参其《改文从质说》，载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卷6），上海：上海官书局，1930年，第14–17页。

(6) 朱一新著：《无邪堂答问》卷三，吕鸿儒、张长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1页。

(7) 王仁俊：《王干臣吏部〈实学平议〉》，载《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8) 朱一新：《朱侍御答康有为第四书》，载《翼教丛编》，第11页。

(9) 屠守仁：《屠梅君侍御致时务报馆辨〈辟韩〉书》，载《翼教丛编》，第62页。

(10)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485页。

(11)同上，第489页。

(12)曾廉：《应诏上封事》，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499页。

(13)王仁俊：《王干臣吏部〈实学平议〉》，《翼教丛编》，第57页。

(14)沟口雄三：《礼教与中国革命》，载《学人》，1997年第1期。

(15)朱一新著：《无邪堂答问》，第28页。

(16)曾廉：《应诏上封事》，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00页。

(17)孙宝瑄著：《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