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的《从中国看伊朗：历史从未远去》一文，引起读者热议，不少的质疑集中在中华历史与伊朗历史的比较对照这方面，批评者认为两者完全没关系，再者就是质疑早期文明与现代国家的关联、千年历史与当下政治的瓜葛。

质疑得有道理，因为这种从中华视角出发、从历史维度切入的观察方式，不在现实主义理论分析框架之内，看起来颇有些奇怪。

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历史型国家，对于自身乃至世界，都会历史地看问题，不轻易满足于欧美学院派那些非历史的、平面化的纯理论框架。这一点带有必然性，可以算是国际问题领域里的“中国特色”。

“中华中心论”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首先要承认，“中华中心论”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大中华主义，而是基本事实。因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亚洲大陆的很多地区，其王朝兴衰、社会演变都是以中华为中心的，其历史描述也都以中华为中心，并没有其他。

按梁启超的划分，中华历史从秦统一到乾隆末年是“亚洲之中国”阶段，在此期间中华与亚洲各文明之间都有融合交流，但是中心地位从未改变；而从乾隆末年到当下则是“世界之中国”阶段，中华成为了世界民族之林的一部分，失去了中心地位。

但在时间上，前者是两千多年，后者是两百多年，十比一。而中华和亚洲的历史被整体转换到以西方为中心的立场上、被理解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之一部分，则只有一百年不到的时间，二十比一。

这就带来了问题：当现实问题的根源埋伏在历史深处，必须通过梳理历史才能厘清脉络时，“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框架能适用多少？一两百年以上更长的东亚历史，如果不用“中国中心论”的理论框架用什么？众所周知，涉及到南海、东海问题、中缅、中印、中蒙关系问题，无一例外都要从“自古以来”说起。尤其是半岛核问题，无论世界上有多少研究，也只有中国才会从数千年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关系上深刻理解该问题的本质，而外人则很难完全明白。

半岛的现代国家脱胎于最后一个朝鲜王朝——李氏朝鲜，这是一个历经27代君王绵延500余年的长命王朝，而它的建立和早期历史，则与中原大明王朝之间密不可分。由太祖高皇帝钦定国号，接受大明朝的册封，自称“皇明朝鲜”，靠儒教治国。这样的历史关系，当然与任何基于欧洲自身小历史的“西方中心论”国际关系理论都风马牛不相及。

实际上，自秦朝统一至清朝晚期越两千年，中原王朝周边先后出现过的各个大小王朝，绝大多数都是在以中华为中心的时空中获得定位的。其基本形势是：小的王国甘心接受依附的地位，或是羁縻，或是册封，或是朝贡；而大的王国则觊觎皇位，逐鹿中原，时刻以大中华霸业为梦想。如历史上的鲜卑、契丹、蒙古、女真、满族等都是如此。而近代以来的日本，不过就是大中华霸业追梦者的最后一个，其兴衰过程也未脱离中华中心大历史的千年轨道。

如此视角中的半岛核问题又是什么？离开了历史维度的研究是不是走入了误区？这很需要中国人深思。

当然，历史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华中心论”毕竟不再是现实。重视历史的同时也要承认，曾经的中华中心无论持续了多长的历史时间，覆盖了多大的地理范围，终归还是有极大的局限。

在时间上，至迟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全世界都转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程当中，包括中华中心在内的各个非西方的中心先后土崩瓦解，进了历史博物馆。最终的结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自身纳入了西方中心的国际体系并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也都将自身的社会发展纳入了西方中心的单线历史观并进入了其中的一个阶段。

而在地理范围上，从全球的视野来看，中华中心所辐射的疆域，在最广阔的时期也只局限在亚洲东部的一部分，而且离中原越远，中心的影响越弱，历史记载也越模糊。古代的中华秩序内含了一个以中原九州为中心向四周延展的环形范围，范围的边缘在华夏人眼中属于“四极八荒”、“化外之地”，既无动力去占领，也无兴趣去了解。

没能认识到“天下”之外还有“天下”，正是中华中心最大的局限性所在。东亚的朝鲜和日本，由于浩瀚太平洋的隔阻在地理上被固定在了“四海之内”的边缘位置上，只能朝向中华中心，未能构成独立的“天下”；但是西亚、南亚和内亚诸国则不同，很多文明不仅不是中华中心的边缘，反而是其他“天下”的中心。对于这一点，中国人直到近代以前始终未能充分认识到。

汉朝张骞西行，《史记·大宛列传》记：“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汉书·西域传》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虽然也有关于疆域、民俗、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考察，但均未超出对于北胡匈奴的了解和描述，并等同视之。

张骞通西域复原图

到了唐代，玄奘历时19年遍游西域天竺百余国，抵达了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印度居留五年，了解到了“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画野区分，七十余国”，却也未能建立起新的天下观。《大唐西域记》开篇即说：“是知方志所未传、声教所不暨者，岂可胜道哉！”这分明已经感觉到了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但是对于中土和大唐的信仰仍坚定不移：“庖羲出震之初，轩辕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画分野。暨乎唐尧之受天运，光格四表，虞舜之纳地图，德流九土。…我大唐御极则天，乘时握纪，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临。”

玄奘西行路线复原图

今天回顾地看，这也许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玄奘西行如果早一百年，就有可能通过统一的萨珊波斯了解到地中海世界；如果晚一百年，就有可能通过统一的阿拉伯帝国知道更远的西方。玄奘返回长安是在公元645年，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大唐朝贡是在公元651年，而100年后的751年，高仙芝统率的唐军在天山北麓的怛罗斯河畔与黑衣大食伊斯兰军进行了第一次大决战。按说双方都已经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对方，距离第一次的全球化也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这一步终究没有迈出去。从汉朝的张骞到唐朝的玄奘，都知道波斯的存在，但完全没能理解它作为东西方枢纽的意义。更无法想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波斯就已成了一个疆域远超秦朝的世界帝国，而在田氏代齐那一年（前475），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就在都城修建了“万国之门”。甚至可以说，将波斯诸国理解成是诸胡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个“天下”，算是中华历史上最严重的认识误区之一，以至于在安史之乱后，也未能明白萨珊解体、阿拔斯兴起和呼罗珊东迁等一系列大变动的意义。在唐朝人编纂的《周书》中关于“异域”波斯的记录如下：“波斯国，大月氏之别种，治苏利城，古条支国也。东去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城方十余里，户十余万。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皆饰以珍珠宝物。”内容并未超出《史记》和《汉书》的准确和细致程度。

一方面当然是客观条件所限，另一方面却也是主观思维所致，中华之外都是蛮夷，绝不能再有其他“天下”，这是中华中心时代延续数千年的“政治正确”，不可动摇。对于中华之外各蛮夷戎狄的记录，真实程度不重要，记录方式才重要。大明王朝时的《明会典》记录了110多个朝贡国，都是以这种“正确”的记录方式各就各位地点缀在伟大的中华中心周围。

所以说，“中华中心论”是必然的，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内，中华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直到今天仍产生着各种影响。但是这一观念也是先天不足的，随着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博物学等科学体系的发展，基于全球范围的现代化世界观和历史观也随之建立，各个“地区性”中心也就纷纷瓦解了。所以，完全无视“中华中心论”和继续坚持“中华中心论”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前者脱离历史，后者脱离现实，而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正在于它是由历史和现实共同塑造的。

“西方中心论”的必然性和虚假性

但是，如果说“中华中心论”是地区性的，随着全球史观的建立而终结，那么为什么“西方中心论”不是地区性的，反而被树立为全球唯一正统观念了呢？

汤因比说过，“近代西方惊人成就的秘密，在于精神武器和世俗武器的巧妙合作。”此言不错，如果将“近代西方”视为一个世界帝国，那么与波斯帝国、蒙古帝国这些早期的帝国相比，“精神武器”正是西方帝国的一个伟大发明，而“西方中心论”则是其武器库中的“核武器”。

其必然性无须多说，西方帝国是第一个全球帝国，在五百年的时间里成功建立起了世界霸权，而“西方中心论”就是世界霸权的必然产物。当其他文明中心都屈服在其世界霸权之下并先后宣告了自己的终结，“西方中心论”也就成了唯一的正统观念。其中的逻辑是：我不是中心我怎么会成为统治者？怎么会成为引领者？

平心而论，“西方中心论”也并非没有其客观基础，因为这是唯一得到现代科学知识支撑的观念。西方人发明了科学，随之将其服务于其霸权事业，别人也说不了什么。

但是，科学可以服务于求真，也可以服务于造假，而一旦假学术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外人极难识破。

不幸的是，由于中国人直到很晚才开始接触这个“近代西方”，而未等“西学东渐”过程完成就直接遭遇了猛烈的“西力东击”，鼻青脸肿之后才开始昏头昏脑地解读西方，所以长期以来都属于受到“西方中心论”迷惑最深的那一类“外人”，很多人直到今天仍不能识破西方真相。

从历史上看，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乃至蒙古人和突厥人，都比中国人更早接触并认识到“近代西方”的前世今生。但正如前面所述，波斯和阿拉伯实际上构成了中华通往西方之路的隔阻，结果导致中国人未能更早地越过这个屏障了解地中海和西欧大陆发生的事情，而近代之后中国人的关注眼光又被吸引到了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身上，导致了进一步的混乱。

其实，如果试着站在伊朗高原或者小亚细亚半岛俯瞰西方世界，梳理西方历史，“西方中心论”的虚假之处几乎一览无余。

首先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地中海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不是一个观念就能笼统概括的。在公元一千纪这个时间里，两者的区别相当于东亚的中原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之间的差别，前者历史悠久、灿烂辉煌，后者几乎没有早期文明史，漆黑一片。

接下来会看到，大约与魏晋南北朝这个“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同时，罗马帝国也遭遇了自己的“五蛮族乱罗马”，那些目不识丁、茹毛饮血的蛮族，如汪达尔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勃艮第人、阿勒曼尼人等，也包括大举西进的匈奴人，逐步侵入并占领了整个西罗马，使这一地区的文明几乎倒退回史前时代。

公元5世纪西罗马解体后的蛮族世界

一旦将西罗马的灭亡理解为一个文明的消失，也就不难理解，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因为“近代西方”崛起于蛮族的故土西欧大陆，大约从公元两千纪初期的“十字军东征”才刚刚萌芽，到今天不过才一千年的文明史；而希腊-罗马文明则属于环地中海世界，从古埃及、古苏美尔时期算起直到西罗马灭亡延续了数千年。两个文明之间不仅在时间上是断裂的，在空间上也是断裂的。既然没有多少延续性和继承性，何来“中世纪”？

“近代西方”各文明中心与所谓的雅典、罗马、耶路撒冷（黄色星标）三大起源不属于同一个文明圈（红色直线是公元396年东西罗马分裂划界线，蓝色直线是1946年丘吉尔演讲的“铁幕”划界线，绿色直线说明两个东西方划界完全不在一个区域。）

事实上，罗马文明解体后有三个遗产继承者，即西罗马、拜占庭和阿拉伯。由于西罗马完全沦陷于蛮族的占领，真正的继承者只有拜占庭和阿拉伯。也就是说，若论文明的传承，东地中海地区远比西地中海地区更具有传承人的资格，更带有文明的连续性。换句话说，真正的“中世纪”与西欧无关，其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

继续往下看，从西欧蛮族王国针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十字军东征”开始，真正的“近代西方”诞生了。它从对外征服和掠夺中获得了生命，同时也获得了文明发展的动力。大航海的开始和美洲的发现，是“十字军东征”的扩大和继续，正是依靠来自非洲的奴隶和来自美洲的金银，这个最新的文明开始了爆炸式的发展，终于，通过“精神武器和世俗武器的巧妙合作”，它把十字军精神贯彻到了面向整个地球的征服事业当中，直到建立起它的全球霸业。

“西方中心论”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近代西方”为自己的全球霸业寻求合法性而将其人为创造出来，主要的工作则是由18-19世纪的日耳曼历史学家群体完成的。他们通过区别“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演进的历史”和“静止的历史”等貌似科学的概念，有选择地将古代文明史重新编造成一个连贯的、有利于西欧的“世界历史”。

只要读一读黑格尔、兰克、韦伯这些人那些如同空中楼阁一样的“历史哲学”著作，就可以明白伪造“世界历史”有多容易。在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单线历史当中，中国和印度一定被排除在世界历史的局外，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也一定被当作“野蛮文明”被边缘化、妖魔化，剩下的就是一个从古埃及、古苏美尔开始，经过了雅典、罗马、耶路撒冷这个“古典时代”，进入了千年“中世纪”之后，通过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接到了近代的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时期，最终来到了现代自由民主这样一个光辉道路。

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局之一，没有什么比这个历史故事更虚假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这个虚假历史更有害的了。直到今天，全世界的学生们仍在接受着这套说辞的洗脑，在自以为掌握了世界历史渊博知识的同时，也在头脑中自行植入了一个旷世谎言。

今天的世界，西方的全球霸权已开始解体，五百年一次的大变局正在发生，那些支撑了西方全球霸业的“精神武器”也都将失去效力。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中国都应该在这个历史时期有所担当，有所作为。今天的《人民日报》文章中说：“在这个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上，没有什么能比‘机遇’这两个字更能揭示中国的当下、昭示民族的前程，没有什么能比‘历史性’这一词汇更能描绘这个机遇的涵义和意义。”

拆解掉虚假的“西方中心论”，还真正的历史以本来面目，让包括中华中心在内的各个历史上的中心都各就各位，各回各的历史时空，这也是中国学界当下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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